天生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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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后的追思 忆三国翘楚郭奉孝

 

我最初喜欢<三国演义>可能部分原因是受家人影响,记得以前听“大人们”经常在茶余饭后大侃三国,好不热闹。我虽然还在上小学,却也听得津津有味,可惜总是插不上嘴。后来发现正好姥爷家的藏书中有一本,就自己去读了一下,岂知立即被书中情节深深吸引,欲罢不能,一口气读了十几遍,甚至因此识了繁体字。郭嘉这个人物在<演义>中出场比较少,罗老对于他几乎可以说是自始至终轻描谈写,不过由于曹操在赤壁后的那相当戏剧性的一哭使奉孝在我心目中赫然成为一位类似水镜先生的神秘高人。此外各种迹象表明父亲那一辈的三国迷也无一不把郭嘉看成孔明的一号假想敌,因而我对他一直抱有一种默认的赞许和敬佩。

但真正让我喜爱上郭嘉的并非那个模糊的文学形象。前些时看<三国>动画版见奉孝出场时,突然想起我其实一直想要更加了解这位英年早逝的曹营谋士。于是在网上快速搜罗了关于郭嘉的历史记载,也读了不少关于他的争论。虽然有明显的一股潮流在千方百计地丑化他,试图将他从一些人心目中的神台上拉下,但我却惊异地发现我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可救药地倒向支持郭嘉的一方。因为十几年后的我,早已超过了少年时那人云亦云的阶段,如今我唯一能够相信的是根据史实加上直觉而生成的自己的判断。

作为随军谋士,郭嘉在用兵方面的贡献可谓虽少却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荀程等人之谋确实更加高产,但比起计策之“奇”和“险”来说无人能与奉孝媲美。他洞悉人心的能力至今使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一料孙策之死,二料袁氏内讧,三料二刘相制。曹营谋士虽多,人才虽广,但当郭嘉屡屡发表这种兵书上无迹可寻,听似毫无根据的断言,却也无人苟同,最终竟眼睁睁被他一个小小军师祭酒拔了头筹。争讨乌桓虽然凶险,事后局势的发展却验证了这一步在总体战略上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弃辎重以轻兵突袭一计,常被“嘉黑”们举为奉孝在战术上的失算,有人说若非此计,曹军也不至于在回师途中因缺乏粮草水源而杀马为食,掘地为井。这样的诟病看似有理,但仔细一想却又不免勉强。以快致胜是虽险但很凌厉的一招,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屡试不爽的“闪电战”就是一个范例。比起火攻,水攻,伏击,诈降等三国时期常用的战术来说,这是多数稳扎稳打的古代谋士们不喜使用的计策。不过曹军当时长途跋涉,兵马疲累,眼看就要无功而返,而郭嘉提出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反被动为主动,出其不意快速制敌的一条妙计。并且他还指出,这一计的顺利施行取决于需要有熟悉当地地形的人作为向导。事实证明,曹军果然在袁绍旧部田畴引路下深入敌境,在柳城外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乌桓一役的胜利,加上也被郭嘉料中的二袁相争及覆灭,使曹操迅速除却了后顾之忧,平定了最富庶的北方,成为此后多年间赖以雄据中原,虎视江东和蜀中的资本。至于曹军回师途中缺粮少水,这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长途作战的大军本来就不能完全依靠从出发地携带或者运来的粮草,攻陷柳城以后尽量从当地和沿途多带些补给才是真的。这应该是行军常规,曹操把郭嘉留在易城养病后为何手下无一人提醒他此事是个疑问。此外郭嘉主张的弃辎重是指攻城之前,他可没说归途中也要弃辎重,所以非将此事算在他的头上似是不公。当然,此战之艰苦和惊险确实使曹操相当后怕,因此才犒赏了那些当初劝阻他攻打乌桓的人并自称侥幸。不过在他心里对当初曾力排众议劝说他先平乌桓的郭嘉,却是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心存感激的吧。实际上,曹公对郭嘉的极度信任和屡次褒奖,也从侧面佐证了此人的才干。魏书中那句“动无遗策”,应是一位主公对手下谋士的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了吧。

从史书有关记载来看,历史上郭嘉其人的性格与他的才能是一样独特的。最耐人寻味的是<三国志>中语焉不详的那句“不治行检”。有人说这是郭嘉品行不端,鱼肉百姓的证据,他们指出同时期史书中几次在别人身上用到这四个字,之后都解释为一些明显违犯刑律的行为,如抢劫,强掠民女等等。又说如果不是严重犯罪,又怎至于让陈群如此激动,多次在曹操面前当廷举报斥责。不过我也可以质疑,为什么别人的“不治行检”都可以清楚注明所犯何罪,而唯独用在奉孝头上的那四个字却不加解释?又为什么曹操听了陈群的多次弹劾,却甚至不能象征性地对郭嘉做出任何责罚?其实这千古之谜的答案从为数不多的其他几处关于郭嘉为人处事的记载中应已初现端倪。首先这位五品祭酒与曹操的关系是出了名的亲密无间,以至于到了出入同承一架车议事同坐一张席的地步了(“行同骑乘坐共幄席”)。这显然是不把孔夫子的君臣之礼放在眼里。再看后人王昶对奉孝之子郭奕的评价,指其自恃才高,对投缘的人怎么好都嫌不够,而对其他人完全不放在眼里(“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想来这有其子也必有其父吧!如此不拘小节又桀傲不群的个性,即使再怎么洞悉人心,在同僚中也不会有什么好人缘。就连曹操本人,纵然欣赏奉孝夺夺逼人的才气,容忍他自由散漫的习性,但恐怕也心知这种人太招人妒忌,不适合做高官。不过虽然始终未见曹操给郭嘉升官,但后者仍然尽心尽力,忠心耿耿,直至死在行军路上。这个事实,驳斥了有些人说郭嘉功利心重,得曹操信任和偏爱是由于擅于阿谀奉承投其所好(比如“十胜十败论”)的说法。可能又有人会说被屡次“廷诉”怎会由于不拘礼仪一类的小事,但别忘了区区几十年前男人留长发用香水还被列为需要写检讨的“作风问题”,以此类推不难猜想自小刻守传统礼教的古代文人陈群在这方面的承受能力。当然,酒色一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是在史书中没有这类的记载佐证,所以那只能算后人的凭空猜测而非推测,何况这与曹操日后给他的评价“忠良渊淑,体通性达”又似乎不符。然而最令人侧目的是<三国志>中那一句“嘉意自若”,显示出中国古人中很少见的叛逆性格,说明他在被陈群当众斥责之后,完全不以为意,觉得自己根本没错。曹操虽然当时耍了一个政治家的手腕,既不怪罪郭嘉也夸奖了陈群,似乎保持中立。但事后并未因此疏远郭嘉,相反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在嘉逝后又言“奉孝乃知孤者也”,可见曹操心中孰轻孰重。而如此率性的郭奉孝,出山多年后仍俨然一身“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隐士风范,实在是令人心向往之。

曹操与郭嘉这对忘年交之间的友谊是另一个让我感动的原因。象郭嘉这样的世之奇士,性格不好相处,思路剑走偏锋,又非名门之后,幸而由文若引荐遇到了曹孟德这样性情相投的一代枭雄,否则极有可能被埋没于史册。其实史书的作者们,又有几个能脱离自己所受的教育和人生观,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真正保持客观中立。篡改历史的情况自古至今都在不停的发生。现下很多人把<三国志>中对郭嘉的评价视为权威(甚至以此作为各种排名的标准),但他们忽视了在史书中也存在事实和评论的区别,因此也需要辨证地看待而非盲从。话说回来,奉孝早年,先投袁绍,结果是不出几日便看出对方难成大事,随即拂袖而去;再投曹操,竟然是一拍即合,脱口而出“真吾主也!”事实证明郭嘉这一次看人仍然很准,他这一生,虽然短命,但却由于有了曹操这位难得的伯乐,得以施展平生的抱负。更有甚者,多亏天性浪漫的曹操不遗余力地哭悼,哀思,以诗寄怀(我不信他写<短歌行>时没想过奉孝) ,才使之后的史书作者们都难以忽视这位被魏武如此看重的谋士。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综上所述,我心目中的郭嘉是一个真性情的奇才。他的一生活得很潇洒,纵然在当时有些不容于世,却依然自得其所。他不太在乎世人的眼光,他的智慧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敢自比奉孝的知己,但我相信,我懂他。

 


 

《傅子》与郭嘉

 

三国迷所知的《傅子》,普遍来自《裴注三国志》中对这部书的引用。因为关于郭嘉的一些史料的争论,时常会牵扯到《傅子》与《三国志》中有关记载的分歧,因而激发了我对这部书及其作者的兴趣。以下是我看了一些这方面资料后的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从该书作者说起。网上资料云,“据已故学者陆侃如先生考证,傅玄当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卒于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又云:“《晋书傅玄传》言“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魏齐王芳正始初年,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就被州里举为秀才。正始六年(公元245)选入著作,与著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共撰《魏书》”(不要与记载南北朝中北魏的魏收所著同名《魏书》相混淆,更不要与《三国志》中的魏书章节搞混),可见他决非对撰写史书毫无经验之人。相比之下,陈寿(233297年)则是晚辈,而且直到280年,晋灭东吴后时年四十八岁的陈寿当时才开始撰写《三国志》。那时傅玄已逝,他的传世之作《傅子》当然也已完笔。

陈寿为《三国志》搜集史料时自然不可能没有看过已经备受世人甚至晋帝好评的《傅子》,但为何故意忽略或者削弱郭嘉的贡献,令我不由得怀疑此人是否有些势利。这一点从他对曹魏众谋士的评价似乎主要遵循官职高低亦可窥一斑。当然也有可能他是为了语言简练而省略了一部分内容,但为何偏偏主要省略的是关于郭嘉的部分呢?如果是因为不喜欢郭嘉的性格或是嫌其官小而不值一提则更令人对陈寿作为写史者的客观性产生质疑了。

连南朝宋的裴松之在补注《三国志》时似也看不下陈寿明显忽略甚至篡改《傅子》中的一些记载,尤其是关于郭嘉的那部分,因而引用后者予以补充。没读过《傅子》的朋友们自可去浏览一下《三国志》吧的资料帖( http://tieba.baidu.com/f?kz=592053398 ),尤其14楼至22楼中与三国史有关的“补遗”部分。很明显的是《傅子》与《三国志》中各位谋士中记载出入最大,且前者记载比后者详尽得多的是郭嘉和刘晔二人。而刘晔其人,“一生在曹操时代担任过司空仓曹掾,主簿,行军长史兼领军,在曹丕时代但任散骑常侍,侍中等职务,虽然职务不算太高但是一直是历代魏主的心腹,参与重大事情的谋划决策”。听起来是否有些耳熟?这等小官怎能与官阶显赫,世代三公,权倾朝野的相才相比呢?因此他和郭嘉这种出身更逊的谋臣,所出计谋被忽略一些,甚至偶尔张冠李戴一下也不算冤枉了吧?与此相反,傅玄却一贯主张不以门第为重,从社会各阶层唯贤是用,“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以此判断,傅玄与陈寿在三国史领域内到底谁较可信还未有定论,而我对一些人提到《傅子》就不屑一顾,甚至称其必然是偏袒郭嘉越发有所怀疑。再有,傅玄为何要偏袒郭嘉?奉孝世代也未做过什么高官,故意吹捧他不会对自己有任何好处。相对的,傅玄一向推崇君王应启用能人贤士,无论门第,而举郭嘉的例子在这个背景下就很适当了。

有人会说,《傅子》虽然在学术界评价很高,如唐房玄龄撰《晋书》借晋司空王沈之言将其与孟子、荀子并驾齐驱(“言富理济,经伦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扬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但毕竟并非纯粹史书,更何况自南北朝后多数篇幅失传,直至清代才以多部后人引用的片段凑出并不完整的残篇。但正因为它并非纯史书,而且正篇是以儒家思想和治国之道为主旨,才更说明问题。试想,象傅玄这种推崇“仁论 ”,“义信”, “礼乐”,“法刑”,“正心 ”,“通志” 的新儒家思想家,怎会为被陈群和陈寿指为“不治行检”的狂士奉孝大费篇幅,歌功颂德呢?与陈寿不同的是,傅玄主旨本来就不是写三国史,因而把郭嘉完全省略,或者大书特书公认人品高尚的荀令君不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吗(当然傅玄也确实称赞令君和公达为“近世大贤君子”)?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根本没有“不治行检”之事,或者此事性质轻微影响甚小,以至于连傅玄这种几乎是郭嘉同时代的人都未见过相关记载。另一可能是连傅玄这种儒学大家都认为郭嘉被指责的“不治行检”并不属于“礼乐”或“法刑”范围之内,而与其大才相比,更可谓微不足道。如果郭嘉真的是如某些人所猜测的,触犯律法,做出强抢民女,欺压百姓之事,傅玄这种力主法纪严明之辈又怎会姑息之?见《傅子》“问刑”一节:“或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也。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也。先王之制,杀人者死,故生者惧;伤人者残其体,故终身惩。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故天下称仁五。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之,既不类伤人刑轻,是失其所以惩也。失其所以惩,则易伤人;人易相伤,乱之渐也。犹有不忍之心,故曰匹夫之仁也。”以我所了解到的傅玄其人及其政治/哲学观点,他是否能够特意花费笔墨夸奖一个人品欠佳的历史人物,即使此人聪慧过人,这个答案似乎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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